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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宇:早期中邦新诗的本土化研究及其启迪

文章作者:  发布日期:2019-11-18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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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胡适、闻一多,到废名、梁宗岱,这一粗略线索代表了早期新诗在借鉴外国诗学和艺术本土化方面的部分思考与探索:无论是立足语言、探索格律,还是重释旧诗、关注文化,又或者是更加强调现实历史的关注与介入等等,这些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各有推进、各有收获,共同构成了中国新诗本土化探索的历史图景与传统,也成为百年新诗的宝贵遗产。“本土化”并非周全严谨的文学概念,但它的确提供了一个视角,有了这个视角,写作者得以更加自觉地关注“此地”与“今时”,关注写作所面对的各种对话性语境。这是一种自觉的“当下写作”与“在地写作”,它真正符合大多数诗人运用和锤炼自己的语言、写出自己的文化与现实体验这一朴素而终极的目标。

张洁宇:早期中邦新诗的本土化研究及其启迪

  1922年,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放脚鞋样”一说后来不仅常被用来比喻胡适过渡性的历史地位,而且也多用于形容新诗发生期的困惑,即在“新/旧”二元标准下,新诗如何处理自身与旧诗传统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早期新诗对旧诗的反叛姿态和取法西方诗学资源的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某种“薄古”“厚西”的倾向,甚而有时会造成评判标准上的古今中西的混淆,即把“中”等同于“古”、“西”等同于“今”的简单化现象。这在当时的语境中可以理解,但也必然在后来的诗歌史中被不断反思。比如梁实秋1931年提出的“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的说法,即是一种反思性批评。1932年,胡适本人也在反思中适度修正了以前的说法,他说:“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这是我理想中的‘新诗’的意义——不仅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也不仅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的诗。”在坚持“现代”追求的同时强调“中国”立场,这既体现了胡适本人诗学观念的调整,更说明了“本土化”问题在新诗史上开始受到关注。

  1930年代中期,废名在北大课堂“谈新诗”时曾说:“新诗作家乃各奔前程,各人在家里闭门造车。实在大家都是摸索,都在那里纳闷。与西洋文学稍为接近一点的人又摸索到西洋诗里头去了,结果在中国新诗坛上又有了一种‘高跟鞋’。”这个说法并不针对胡适,但巧的是两人都以鞋和脚来比喻,体现出诗学主张的差异。一方面,废名代表着“现代派”关于“化欧”与“化古”兼美的主张,对于直接“欧化”的“高跟鞋”有所批评;更重要的另一面是,与“放脚鞋样”相比,废名关注的重点已不是“新诗”之“新”,而是“新诗”之“诗”了。换句话说,当新诗已“站稳脚跟”,其“鞋”(艺术)的样式则比是否“天足”的问题更加重要。废名反对“高跟鞋”,提出要通过观察总结“已往的诗文学”找寻“今日现代派的根苗”,为新诗的“天足”寻找一双属于自己的新鞋子。他特别认同林庚和朱英诞的诗,提出“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更重些,因为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而在新诗里很自然的,同时也是突然的,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而朱英诞也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在新诗当中他等于南宋的词……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学的影响的。林朱二君的诗便算是证明。他们的诗比我们的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了。”事实上,说林庚朱英诞“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并不准确,但废名此说强调的是“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问题,无疑是在表达一种重建新诗审美标准的自觉。

张洁宇:早期中邦新诗的本土化研究及其启迪

  1923年,闻一多为郭沫若的《女神》写过两篇著名的评论文章,分别题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在前一篇中,闻一多高度肯定了《女神》的“时代精神”之“新”,提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却对“《女神》之地方色彩”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女神》不独形式上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是一种“地方色彩”的缺失。在闻一多看来:“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说:“我认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我们的新诗人若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了自创力,我们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的新艺术了!”这两篇文章体现了闻一多诗论中不可割裂的一体两面:“地方色彩”和“时代精神”。而以往的新诗史则因偏于肯定郭沫若的“时代精神”而忽视了闻一多的深度与苦心,尤其忽视了他对“本土化”问题的独到思考。闻一多以“此地”的概念纠正了片面强调“今时”的偏至,提出新诗在“保存本地的色彩”和“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这个观点在新诗探索期的1923年堪称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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